生态危机根源之博弈分析—以农业生态为例

科技的发展与进步使人类的食物来源、生存方式等产生根本性的变化,并且随生产实践活动的深入生态系统的自生产能力降低,生态结构改变,从而引发了严重的危机。如,农药和化肥的大量使用破坏了水和土壤,过度放牧引起草原退化等。当前,人类在享用发达文明的同时,却感到十分困惑:人类“征服”了自然,却不断地受到自然的报复。恩格斯曾说过:“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的胜利,对于每一
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人类正置身于这个危机之中。学术界就其根源展开了多方面的研讨。这些讨论可归结为2种相互对立的生态伦理观———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
1　两种生态伦理观
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就是把人设定为最高价值和目的,以自身为中心和出发点,把其他一切存在物看作为人而存在的,并根据自身的内在价值尺度对其进行取舍与评判,为人的利益服务,只有人与人之间才存在直接的道德义务,人对非人存在物只负有间接的义务。在《哲学大辞典》中,人类中心主义3层含义:本体论上,人是宇宙的中心;认识论上,人是宇宙中一切事物的目的;价值论上,从人类本身出发去解释和评价世界的万事万物。人类中心主义的萌芽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当时著名的哲学家普罗泰戈拉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事物存在的尺度,是不存在事物不存在的尺度。中世纪基督教的《创世纪》中认为,只有人是上帝按照自身的形象创造的,具有灵魂,上帝给予了人类统
治和掠夺自然的权利,允许人类处置他所创造的万物。近代的人类中心主义思想是建立在笛卡儿二元哲学基础上的,强调主客二分,强调人与自然的分离和对立,强调人类对自然征服与主宰。康德也提出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和人是自然主人的思想,即“人是自然的最高立法者”的人类中心主义思想。他认为,对理性存在物来说,理性本身就具有内在价值,它是一个内在值得人们追求的目标,只有人才有理性,因此只有人才有资格获得道德关怀。到了现代,随着科技发展的突进,人类征服和改造自然的能力与日俱增,对自然的开发成果越来越多,范围越来越广,人类中心主义已经在人类的价值观中确立了它的中心地位。
20世纪60~70年代环境问题成为全球性问题,非人类中心开始兴起,其中最有影响的是3个环境伦理流派。彼特·辛格(动物解放论)和雷根(动物权利论)为代表的动物解放、权利论,他们认为人不仅对人负有道德义务,而且对动物也负有道德义务,因为动物具有感觉,具备成为道德顾客的资格,是道德关怀的对象,具有道德权利;阿尔伯特·施韦泽(敬畏生命理念)和保尔·泰勒(尊重大自然理念)为代表的生物平等主义,他们认为所有的生物都有生存、发展与展示自我、追求自我价值实现的平等权利,生物圈中相互关联的部分具有相同的内在道德价值;利奥波德(大地伦理学)、奈斯(深层生态学)和罗尔斯顿(自然价值论)为代表的生态整体主义,他们认为道德关怀的范围应该得到扩展,一种恰当的环境伦理学必须从道德上关心无生命的生态系统、自然过程以及其他自然存在物。他们的理论和观点虽然各不相同,但都表述了同一思想:人类之外之物都有内在价值,传统伦理学的视野要扩大到人类之外,并且给予其与人类相同的道德关怀,以求得人与自然的和谐。
非人类中心主义会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而人类中心主义则会引发生态问题。非人类才中心主义者在大力倡导其思想的同时,也批判了人类中心主义,认为正是由于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的影响,人类才无序开发和过度利用自然界,导致生态系统的破坏日益严重。虽然人类中心主义有某些合理性,现代人类中心主义也做了一些修正,但其自身的局限性不容忽视。余昌谋认为“走出人类中心主义”。杨同卫认为,人类在环境保护问题上必须实现价值观念的根本转变———走出人类中心主义。曹明德指出人类中心主义伦理观是生态危机的价值根源。人类中心主义者也对非人类中心主义的主张提出反对。倪洪涛认为,人类不应放弃为自身谋福利的权利而成为其他存在物的道德义务的主体,应走进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伦理观。张伟胜指出,非人类中心主义把所有这些主体特性都赋予一切生物体甚至无机物,这彻底抹杀了人与万物的根本区别。袁祖社认为,跳出人类中心主义实在是舍近求远。
2　两种生态伦理观的博弈
张玉堂认为,既不存在脱离人的现实利益的纯粹的思想,也不存在所谓的完全代表“抽象利益”的理论。任何思想都是从一定的利益出发,建立在一定现实利益的基础之上并为一定利益服务的。不受任何利益因素“干扰”的理论是不存在的。马克思也曾说过,“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以上2种伦理思想到底哪一个能在人们的实际行为中发挥作用呢?事实上,它们在人们的思想中都有很深的基础。在现实中的人并不能说清自己是人类中心主义者还是非人类中心主义者,就是那些专门研究生态伦理的学者也不一定能够说清。
以人们在农业生产中使用农药的行为为例。假设从某地区耕作的农民中任意抽取甲、乙2人或2个群体作为博弈双方,他们的田地都受到了病虫害。为了确保自己的收益,他们分别有2个策略可以选择———使用农药和不使用农药。如果他们以非人类中心主义思想指导自己的行为,将选择不使用农药,则二者的收益分别为100;如果以人类中心主义思想来指导自己的行为,将选择使用农药,则后果是土壤、水等污染,农产品品质下降,益虫数量减少,农药的使用量逐年增加,农业支出相应加大,从而形成恶性循环,二者的收益随之下降(假设收益分别为70)。这是一个非合作博弈。如果二者选择了不同的生态伦理观,即一方坚持非人类中心主义思想,而另一方坚持人类中心主义思想,则二者的收益就不同了。假设甲方坚持人类中心主义思想,即使用农药,而乙方坚持非人类中心主义思想,即不使用农药,则甲方的收益是130,乙方的收益是50,反之亦然。
由表1可知,如果甲、乙都不使用农药即D栏,则最终的结果是不会对农业环境造成损害,不会出现因农药而造成的生态危机。但是甲和乙之间没有一个可信的承诺,并且使二者的行为有所约束———都不使用农药。相反,如任何一方单方面改变策略,即放弃不使用农药的策略,而选择使用农药,则他的收益会单方面提高(从100升至130),而另一方收益降低(从100降至50),即B或C栏。二者都有改变策略的动力和倾向。甲乙双方为了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最终都会选择一个占优策略。对于甲来说,不管乙选择什么策略,他的占优策略是选择使用农药,对于乙来说也一样,最终这个博弈的均衡是双方选择的策略都是使用农药,即A栏。久而久之,农业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生态危机产生。畜牧业、渔业等其他生态系统的情况均能用相同的方法得出相同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