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斯大林模式的再思考

对斯大林模式的再思考



陆南泉

（中国社会科学院 俄罗斯研究中心研究员 北京100007）



【摘要】斯大林模式是指斯大林按照他的社会主义观在苏联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邓小平在总结了中国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基础上，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中国正处于深化改革的重要时期，学术界围绕改革正进行第三次大争论。在此背景下，如何正确地认识斯大林模式，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着重论述以下几个问题：斯大林模式的主要内容与特点；列宁与斯大林主义的关系；斯大林模式在苏联长期未能根本改变的原因；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以及中国缘何要坚持“以苏为鉴”、深化改革与走自己的路。本文的重要结论是：斯大林模式与马、恩设想的社会主义是相背离的，与列宁晚期所设想的社会主义轮廓也是不相同的；苏联历次改革的史实表明，在苏联剧变前基本上保持了失去动力机制的斯大林模式，这个模式即制度是导致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就是说，苏联剧变并不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的失败，而只是社会主义的一种特定模式即斯大林模式的失败；中国只要坚持改革，不走苏联的老路，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的和谐社会一定能顺利实现。

【关键词】苏联；斯大林模式；列宁

【作者简介】陆南泉，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研究中心研究员。

【中图分类号】D1；D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5574（2007）03-0051-13



邓小平在总结了中国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近30年来的改革，使中国获得了巨大的进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中国得到了体现，社会主义的形象在国际上明显改善。这些都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当然，在改革过程中也产生了种种问题，有些问题还较尖锐。而改革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只有通过进一步改革来解决。正当我国深化改革之际，正当我国通过进一步改革从根本上摆脱斯大林模式之际，对斯大林模式进行再思考、再研究，阐明其主要内容与主要特点，分析这个模式与最后导致苏联发生剧变的关系，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另外，还应看到，学术界对苏联历史上重要人物与一些重大问题的不同看法，亦往往与对斯大林模式在认识上的重大差异有关。这也要求我们对斯大林模式进一步探讨。



一、构成斯大林模式的主要内容



斯大林模式是指斯大林按照他的社会主义观在苏联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人们一般称为斯大林模式或苏联模式，或表述为斯大林——苏联模式（本文简称为斯大林模式）。它是在20世纪20、30年代形成的，后来不断巩固与发展。斯大林模式是一个统一的完整体系。它包括的主要内容是：

1、决定社会经济基础和生产方式性质的是生产关系的性质，而生产关系的组成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生产资料占有方式，即生产资料归谁所有的问题。在斯大林看来，苏联建立的公有制有两种形式：一是以国有企业为代表的全民所有制，被认为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最高形式；二是以集体农庄为代表的集体所有制，它是公有制的低级形式，应该尽快向全民所有制这一最高形式过渡。国有企业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最高形式的理论，实际上并不来源于马克思主义，而来是斯大林主义。从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实践中可以看到，在国有制条件下，支配生产资料的不是社会的人，劳动者并没有取得他们用于集体劳动的生产资料的个人所有权，支配生产资料的是党、国家和斯大林。

2、从政治上来讲，斯大林模式主要包括实行一党制，主要问题都由党决定；党政合一，党国合一；实行不受法律限制的无产阶级专政；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过程中，实际上搞的是没有广泛民主（包括党内民主）基础的集中制，把权力集中在少数人手里，最后集中在斯大林一个人手里；对文化，意识形态严加控制，斯大林垄断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解释权。在这些条件下形成的是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模式，最后发展成斯大林个人集权主义乃至专制主义。斯大林搞的个人极权主义，“其要害是实行个人集权制、领导职务终身制、指定接班人制、党政不分制、干部等级授职制和党政官僚特权制。”[1]（p80）

3、在社会主义建设与社会改造过程中，在强大的阶级斗争压力下，用强制乃至暴力的手段，实行称之为斯大林的超高速工业化与农业全盘集体化的道路。

4、以公有经济为基础和以产品经济观为理论，建立起与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模式相适应的高度集中的，指令性的计划经济体制模式。

5、在民族问题上，历史实践表明，斯大林把联邦制度变形为事实上的单一制，斯大林执政时期，随着政治权力日益集中在中央，集中在斯大林一个人手里，各加盟共和国的独立自主权大大削弱，民族自决权的原则实际上流于形式。1990年召开的苏共中央二月全会指出，斯大林时期的联邦制“就实质来说单一制的国家制度的模式。”[2]苏联“这个国家一直是采取单一形式进行统治，民族和地方利益并不是考虑问题的原则”。“每一个民族都有自治权……在苏联整个历史中，这理论只是一种幻想。”[3](p33)

6、斯大林模式在对外关系方面，往往表现为实行扩张与霸权主义。斯大林的扩张与霸权主义有以下几个明显特点：一是在国际主义和世界革命的旗号下进行的；二是重点放在意识形态方面，斯大林把他的社会主义观强加给别人，让别国接受，俯首听命；三是国内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是其推行霸权主义最为有效，最稳妥的手段。

7、一系列赖以形成斯大林模式的理论：如“一国社会主义”；不受法律限制的无产阶级专政；“阶级斗争尖锐化”；国有企业是社会主义公有制最高形式；社会主义是产品经济；个体农民是“最后一个资本主义阶级”等等。

这里需要指出，我们上面所列举的构成斯大林模式的一些主要方面，它们相互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互相促进，相互制约，互为条件。



二、斯大林模式的与主要特点



随着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研究的深入，对斯大林时期确立的斯大林模式的认识也有了很大变化，占主导地位的看法是，它是社会主义的严重变形和扭曲。这里仅介绍一下苏联国内有关人士的看法。布坚科认为：“根据现在的全部情况，是否应当这样说才是正确的：由于30年代末我国历史性建设新社会的特点，苏联建成的社会主义是斯大林式的，即国家行政，国家官僚、兵营式的社会主义，而不是科学共产主义奠基人所预见的社会主义”[4](p764)。有些学者把斯大林模式视为“国家社会主义”、“早期社会主义”或“封建社会主义”。戈尔巴乔夫认为，斯大林时期在苏联建成期社会主义，“占上风的是僵硬的、甚至残酷的极权主义制度。这种制度当然是在演变的，在斯大林死后，它的残酷性略有削弱，变得缓和些。但实质依然故我”。“归根到底，大家看到，苏联所实现的‘模式’不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模式，而是极权主义社会的模式。这对所有认真追求人类进步的人来说，都是值得进行思考的一个严肃的问题[5](p19、p29)。

为了有利于更深刻地认识斯大林模式的主要特点，苏联在1989年《有关社会主义的现代概念》专题讨论会上，有的学者从列宁晚期著作中描绘出来的轮廓，把列宁的社会主义模式的主要特征归纳为以下几点：

在国家计划范围内，为了劳动者的利益利用价值规律和商品货币关系；

根据劳动的质和量付给报酬的原则；

允许多元化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存在；

承认合作社是社会主义生产的一种形式；

在防止官僚机构为所欲为的条件下保持“坚强有力而灵活的”国家机关，人民对它的监督；

考虑劳动者利益的多样性；

实行生产者同公民之间的横向联系而不一定非通过国家不可，允许建立社会主义的公民团体；

劳动者积极参加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

坚持不懈地扩大民主；

在多民族国家条件下公正地解决民族问题[6]。

学者有关斯大林模式主要特点的看法较为一致，或者说大同小异。《消息报》政治评论员鲍文认为，需要彻底改革的斯大林模式最明显的特征是：

——在生产资料广泛、彻底公有化基础上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最大的硬性集中；

——社会实践划一，不考虑地方条件的多样性、群众利益的分散性以及精神、智力领域不可避免的、有益于发展的多元化；

——经济过程行政命令式的管理方法，忽视价值规律；注重粗放式经济增长，极力追求数量和有损于质量的标准（虽说质次仍以量大为好）；

——明显的收缩，党和国家生活民主准则形式化，不实行公开性，抛开“下层”和党员基本群众通过重大决议；从肉体上消灭被怀疑为对“领袖”，对政治制度不规矩者；

——文化贫困，社会科学瘫痪，历史自我意识，自我批评衰退，为现实辩护，在意识形态上编造神话，令人苦恼的、毒害社会生活的言行不一[4](pp724-725)。

这里不能不提到苏联学者B·基谢廖夫的看法。他认为，斯大林模式的突出特点是：

“——全面集中管理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将行政命令方法与国家恐怖手段相结合，直至组织大规模镇压和建立强制性劳动的集中营；

——粗放和浪费的经济和政治机制，在这种机制下，完全取消了依据社会效益来评价成果；

——否认从前的民主化形式的价值，取消群众管理和民主制度的形式；否认自治思想，政权的神圣化直至到个人崇拜；

——社会生活甚至不受形式的民主程序控制；把党和国家的机关结为一体；执行机关监督选举机关；执法机关脱离法律和社会，其结果是独断专行。”他接着指出：“所有这些变形的‘兵营式共产主义’的特点，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为之奋斗的自治社会主义和社会解放的理想是格格不入的。”[4](p492)

仅从上面的材料可以看到，对斯大林模式主要特征比较一致的看法是：斯大林搞的社会主义，与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是不相同的。这表现在：政治上，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后，近期目标是发展民主，使无产阶级与广大劳动群众成为国家和社会的真正主人。长远的目标是，运用无产阶级国家的权力，消灭阶级与阶级对立存在的条件，使得社会成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联合体”。这也是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理想。这个理想的核心是人道主义。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看来，共产主义与“真正的人道主义”是划等号的。从所有制说，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是：取代资本主义的新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将是实现劳动者与生产资料所有权的统一，它是“联合起来的社会个人所有制”。马克思认为：这种所有制具有以下两个方面相互密切相关的本质内涵：一是劳动者集体共同占有和使用生产资料，任何个人均无权分割生产资料；二是在用于集体劳动的生产资料中，每个劳动者都享有一定的生产资料所有权。这就是“在自由联合的劳动条件下”实现劳动者与生产资料所有权相统一的具体形式。可见，不论从政治还是从经济上看，斯大林模式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是相距甚远；斯大林模式与列宁晚期对社会主义所设想的轮廓也是不相同的。



三、列宁与斯大林主义的关系



下面从体制模式形成的思想这一角度，谈谈列宁与斯大林主义的关系。在这个问题上，学术界一直存在不同看法，经常碰到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列宁从理论和实践上为斯大林主义作了准备，因而列宁要为斯大林主义的产生负全部责任；另一种观点认为，斯大林主义的产生是完全孤立的，与列宁无关。前者可以称为：“连续性”概念；后者可称为“非连续性”概念[7]。实际上这两种观点都存在片面性，都把问题绝对化了。列宁与斯大林主义既有联系又不是一回事。人所共知，列宁在十月革命前乃至军事共产主义政策结束前，与他晚期特别在对军事共产主义政策作了批判性的总结之后，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有很大区别，正像列宁本人在向新经济政策过渡时公开讲的，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斯大林主义以及斯大林模式，其复杂性在于既同列宁遗产有一定的联系，但又有斯大林自己提出的概念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些重大政策，而为实行这些政策，斯大林往往打着列宁旗号，大量的、逐字逐句地引证列宁的话，让人觉得，斯大林的政策是体现列宁思想的，是与列宁思想完全一致的。实际上，列宁与斯大林主义的联系是非本质的，斯大林主义背离列宁是主要的和本质的。这方面的事例是大量的，例如：列宁曾设想向社会主义直接过渡，追求单一的国有制，把社会主义视为高度统一、集中管理的大工厂。而军事共产主义结束后，强调把全国视为一个合作社，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是长期的，并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过渡形式。但斯大林实际上坚持的是军事共产主义理论与政策，他竭力缩短过渡时期，跃过过渡时期及其各个阶段。这集中反映在超高速工业化与农业全盘集体化的政策上。列宁在1918年4月发表的《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中，根据当时俄国的严峻形势、提出需要有“无条件的和最严格的统一意志”，怎样才能保证有最严格的统一意志呢？“这就只有使千百人的意志服从于一个人的意志”[8](p180)。之后，在谈到国家电气化计划时，他又把最大限度的集中和无保留的执行一长制为实现这一计划的条件。但列宁把官僚主义集中制与民主集中制加以区分，他认为混淆两者之间的区别会产生有害后果。为了防止官僚主义集中制的发展，列宁要求来自下面的群众监督。而斯大林不仅把列宁当时所说的那种在特定条件下需要的集中制上升为普遍原则，而且使严格的集中制失去了来自下面的群众监督，并把这种集中制变成了官僚主义集中制，个人集权制，最后在苏联形成专制主义。在组织问题上，列宁强调民主集中制是党组织原则，并明确的把民主集中制与一言堂区别开来。而斯大林把民主集中制变成一言堂，把一言堂变成不容置疑的绝对化原则，最后形成由他一个说了算的极权制。

一些学者从苏联历史发展过程中研究了列宁与斯大林主义关系，得出了以下结论：

“第一，斯大林主要是列宁学说的具体立场而非本质立场的继承者。在对待列宁遗产方面他的非连续性显然占优势，而且在最重要问题上。

第二，无疑，斯大林主义同列宁遗产有一定程度的联系，但是不能把列宁的学说与斯大林主义混为一谈，因为后者对列宁主义的背离大大超过对列宁主义的结合。

第三，列宁不能为他逝世后发生的一切事件承担直接责任。他及时建议撤销斯大林的总书记职务；他由于身体不佳不能参加后来的苏联社会建设；他的指示为新社会顺利建设和避免斯大林化开辟了可能性，斯大林及其心腹擅自决定对立的立场，并背离列宁走上另一条道路——斯大林主义道路。”[9]

我们认为，以上结论是正确的。特别在分析斯大林模式成因与揭示它的特点严重弊端时，正确认识列宁与斯大林主义的关系，是十分重要的。



四、长期来苏联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斯大林模式的原因



在斯大林模式下形成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在一定历史条件下起过积极作用，如保证了经济高速发展，通过三个五年计划使苏联由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基本上成为一个强大的工业国；战胜了法西斯德国。但高度集权的体制模式，随着历史的发展，其弊端也在发展，矛盾越来越突出，越来越阻碍社会经济的发展，离科学社会主义越来越远。

我们以经济建设为例做些分析。对苏联经济建设综合地、从社会主义发展经济的本质要求与目的的视角考察，可得出结论，苏联并没有把经济建设搞好。这主要表现在：第一，随着斯大林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功效日益衰退，苏联经济增长率出现了递减并发展到危机。到苏联剧变前的1990年，社会总产值、国民收入与劳动生产率分别下降2%、4%和3%，到1991年GDP下降13%。第二，落后的增长方式长期不能改变，基本上一直是粗放型经济，浪费大、效率低一直是苏联经济的一个主要特点。第三，经济结构严重畸形，比例严重失调。苏联长期集中力量发展与军事工业有关的重工业，忽视轻工业，牺牲农业，把农民挖得很苦，使农业长期落后。70多年来，苏联经济一直是不协调地、不按比例地发展着。第四，受斯大林“两个平行的世界市场”理论的影响，苏联经济一直是半封闭的，60%左右的对外经贸合作是与经互会成员国进行的。这种经贸关系实际上是苏联国内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的延伸，市场机制不起作用，因此，其经济缺乏竞争力。第五，不少经济发展政策往往脱离人民的切身利益。在经济力量有限的情况下，为了争霸、扩张与美国搞军备竞赛，必然制约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长期来，苏联市场紧张，一直被称为“短缺经济”。

产生上述问题虽有多方面原因，但最主要的是不能及时地对阻碍社会经济发展的斯大林体制模式进行根本性改革。从70多年苏联发展的各个历史时期看，在改革问题上出现两种情况：一是根本不进行改革；二是对传统体制只进行修补，不进行根本性的改革。

战后，苏联人民渴望改革，期待着通过改革解决在战争期间被掩盖的种种问题，不希望简单地回到战前状态。

从改革的客观条件看，作为战胜国的苏联，其国际地位大大提高；苏维埃政权在战争时期产生的凝聚力尚未消失；斯大林个人的威信因战争的胜利空前提高。如果斯大林能利用这个有利条件，以战争胜利为契机进行改革，那么，苏联就会出现崭新的局面。

遗憾的是，斯大林不仅不思改革，而且继续强化战前的体制。其主要原因有：

第一，在斯大林看来，高度集中体制模式是十分有效的，因此也是不能改变的。

第二，战争的胜利，不仅掩盖了斯大林的所有错误，不论是战前的还是战争时期的，并且使得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比战前大大发展了，把斯大林神化了，把斯大林模式也神化了。个人迷信的基础是高度集权，而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又促进了个人迷信的发展。完全可以说，个人迷信已是斯大林模式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战后，斯大林不可能考虑政治经济体制改革，而更多考虑的是进一步强化高度集中的体制，这也是强化他所需要的统治制度，从而使国家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成为个人的工具，把无产阶级专政变成他的个人专政。

第三，从斯大林思想深处来看，战后他并没有离开战备的政策。战后斯大林继续推行经济军事化的政策。在二战尚未结束前的1945年4月，铁托率领南斯拉夫政府代表团访问莫斯科时，斯大林在其别墅宴请代表团中的***人时讲，“战争结束了，再过15—20年，我们也会恢复起来，然后再打仗！”[10](p89)

第四，进一步统制农业与加强对农民的榨取。自斯大林推行工业化与农业集体化运动之后，农业、农民与农村一直是出境极端艰难，在二战期间和战后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显得更加突出，特别是饥荒日益严重。而斯大林不仅没有采取措施来缓解饥荒，反而以更为严厉的手段惩处因不堪饥饿而“越轨”的农民乃至小孩。

谁都清楚，农村中出现的严重困难，主要是集体农庄制度造成的。1946年有75.8%的农庄付给庄员的报酬每天少于1公斤谷物，而7.7%的农庄则无谷物可支付。在俄罗斯联邦，13.2%的农庄不能向庄员提供粮食；在俄罗斯一些州，不能按庄员劳动付给谷物的占50—70%[11]。集体农庄庄员普遍失去了劳动兴趣，不出工或出工不出力的现象很普遍。很明显，集体农庄制度面临危机。这个时期，苏联农村传播着解散农庄的很多消息。为什么当时苏联农村如此盛传解散农庄的消息呢，原因也很简单：一是大家都看到集体农庄制度从产生之初就缺乏生命力，成了影响农业发展的主要障碍；二是农民生活实在过不下去了，希望寻找新的出路。当时有很多人提出，战争胜利了，农庄的主要使命（向国家上交大批粮食）已经完成了，现在应该解散农庄了。简言之，解散农庄的传言，是广大农民强烈愿望的一种反映。

遗憾的是，与农民的这种改革愿望相反，斯大林采取措施来进一步控制农业，巩固与发展集体农庄制度，达到统制全国经济的目的。斯大林的具体做法是：

首先，对新并入苏联版图的波罗的海三国（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于1947年5月按上个世纪30年代的模式开展农业集体化运动，到了1950年4月完成了集体化。

其次，实行继续压榨农民的政策。战后，资金从农村往城市“流入”不仅没有减少相反增加了。

第三，批判“包产小组”，合并集体农庄。苏联从1947年至1950年，在不少地区曾试行“包产到组”，在乌克兰得到广泛推广。但这种改革与斯大林的大农业、公有制程度越高越先进和对农业的全面统制的思想相抵触，“包产小组”快遭到批判。说它在经济上、组织上与巩固集体农庄的利益相违背的，“会使农业工作误入歧途”[12]。马林科夫在联共（布）十九大上的工作报告中批判说：“在集体农庄的劳动组织问题上，某些领导人采取了不正确的路线，在集体农庄内培植独立的小组，取消了生产队；这种做法实际上是反对谷物业耕作的机械化，结果引起了集体农庄的削弱。”[13](p58) “包产小组”试验的夭折，主管农业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安德列也夫也被撤职。与此同时，在全苏范围内开展大规模的集体农庄合并运动。

后来，斯大林把他的模式移植到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在斯大林看来，苏联模式是唯一合理的，是所有社会主义国普遍适用的。1954年出版的、由斯大林亲自审定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把集中体现斯大林模式的主要内容上升为社会主义各国必须遵循的“共同规律”。在这种背景下，斯大林怎么能改革在战前建立起来的模式呢！

1953年斯大林逝世，赫鲁晓夫上台。正如苏联著名政论家费奥多尔·布尔拉茨基指出的，当时赫鲁晓夫接手的苏联是：“越来越贫困的、实际上半崩溃的农村；技术上落后的工业；最尖锐的住房短缺，居民生活的低水平；数百万人被关押在监狱和集中营；国家与外部世界隔绝——所有这一切都要求有新的政策和彻底的变革。于是，赫鲁晓夫——正是这样！（像人民期望的那样）成了新时代的先驱[4](p584)。

赫鲁晓夫上台后，首先要做的事是消除由于斯大林时期严重破坏法制造成的政治恐怖，让人民过正常生活。为此，要在政治领域清理冤假错案，全面平反昭雪。与此同时着手改革。而要做这些事，破除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是绕不过的一步。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所做的秘密报告，对反对斯大林个人迷信起了关键性作用。他在体制改革方面，首先抓了农业改革。苏联平均单位面积产量从1913年至1953年没有什么提高，仅为欧洲其他国家平均产量的1/3。赫鲁晓夫还指出，马林科夫在1952年的苏共十九大报告中宣布的苏联粮食问题已彻底解决的说法是不真实的。到斯大林逝世时，苏联的农业问题已经到了极其严重的地步，一些苏联学者甚至指出：“再有二、三年时间，就可能发生灾难性的粮食危机和全国性饥荒。”[14](p36)农业改革的迫切性十分明显。

经过一段时间准备，赫鲁晓夫对工业管理体制进行了改革。1957年对工业与建筑业进行大改组，主要内容是把工业与建筑业的部门管理原则改为地区管理原则，即以“块块”替代“条条”，把管理重心从中央转到地方。

作为苏联历史上第一个改革者，赫鲁晓夫在批判斯大林个人迷信基础上下决心在各个领域进行改革，给苏联历史上留下了谁也不能抹煞的深深印痕。美国前总统尼克松下面一段话是有道理的。他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年代里，没有一位世界领袖人物的成败能像赫鲁晓夫的成败如此急剧地和决定性地改变历史的进程。”[15](p230)

但赫鲁晓夫的改革未能取得成功，其主要原因是：首先，赫鲁晓夫并不理解，揭露斯大林仅是走上革新的第一步，而更重要的是要对斯大林模式进行根本性的重大改革。其次，与上述原因相关，赫鲁晓夫的改革从来没有离开斯大林体制模式的大框架。由于赫鲁晓夫的个人经历，他在反斯大林过程中，虽也能感悟到战后新时代将会到来，但却又无力自觉地把握战后时代转换的重要契机，深刻地变革斯大林留下的不能再继续推进社会发展的体制模式。第三，赫鲁晓夫的改革，在理论上有一定变化，但并没能摆脱斯大林“左”的教条主义。从经济体制改革来讲，从来没有人提出以市场经济为方向。在所有制上仍然片面追求“一大二公三纯”。从政治体制改革来讲，虽然力图推进政治民主化进程，反对个人集权等，但在赫鲁晓夫执政后期，他自己也搞集权乃至个人迷信。人们可能会问，赫鲁晓夫用那么大的精力去反对斯大林个人迷信，缘何后来自己亦搞起个人迷信来了。简单地说，因赫鲁晓夫并没有破除斯大林高度集权的体制。在缺乏民主与监督机制的条件下权力过分集中在一个人手中，就难避免个人迷信的再现。人是脆弱的，绝对的权力使人绝对***。这里又一次说明，根本问题是制度。

赫鲁晓夫之后是勃列日涅夫执政，他执政18年，改革一直没有停止过。从经济体制改革来说，这18年的改革主要是在增加几个还减少几个指令性指标之间来回摇摆。至于政治体制方面，与赫鲁晓夫时期相比不仅没有前进反而后退了。改革的停滞，导致苏联社会经济的停滞。正如苏联许多重大政治事件参与者、有相当影响力的阿尔巴托夫指出的：“如果用很高的政治和经济标准来评价，那么我们可以认为从赫鲁晓夫下台到勃列日涅夫逝世的整个年代是停滞时期。在这些年内（这毕竟是18年），我国没有出现过沿着使我们的社会得到总的改善的道路前进的任何不可忘却的历史性里程碑。”[16](p265)停滞的严重后是，在这18年在不断集聚危机因素并使苏联走近衰亡。阿尔巴托夫还特别指出，由于政治体制的倒退，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社会又开始“悄悄的重新斯大林主义化”[16](p191)。我认为，勃列日涅夫时期重新斯大林化，最主要表现在政治，经济体制的继续僵化和“成熟化”。另外，我们说重新斯大林主义化，决不意味着勃列日涅夫时期与斯大林时期一模一样。而基本含义是指“要保持和重建斯大林时期的秩序和机制。” [16](p213)就是说，要保持斯大林模式。

勃列日涅夫之后经历了短暂的安德罗波夫（执政14个月）与契尔年科（执政13个月）时期。他俩的共同点是：执政时间短和年老体弱。尽管主观上力图通过改革来缓和与改善苏联社会经济状况，但由于受条件限制，在改革方面难有作为。

戈尔巴乔夫上台时，不论从那个角度来讲，苏联都面临着十分复杂的局面。作为当时苏共主要领导人之一的利加乔夫说：“国家已处在通往社会经济绝境的轨道上。应该真正地干一番事业，把国家拉到正道上去。”契尔年科逝世后，苏联人民期待着新的领导人带领他们摆脱困境，振兴苏联。在这种背景下，戈尔巴乔夫于1985年3月任苏共中央总书记，执政近7年。在这7年中，一直在探索和坚持改革。戈尔巴乔夫改革是从经济领域开始的。当时的苏共与政府高层领导，四分之三的时间与精力用在经济体制改革上。由于经济体制改革遇到种种阻力，改革难以取得成效，于是在1988年6月召开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戈尔巴乔夫在会上明确指出：“如果我们不改革政治体制，我们所有的创举，所有业已开创的大规模的事业将会停止。”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目的也是保证经济体制改革的不可逆转。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与几位前任一样，以失败告终。其主要原因有三：一是从客观因素看，到戈尔巴乔夫时期，阻碍机制对改革产生的影响越来越大，已是实实在在的阻力；二是发生一系列政策的失误，如一开始搞加速战略；不首先抓经济结构调整，农业改革先走一步；改革过程未解决发展与改革相结合、人民近期利益与长远利益相结合、改革的迫切性与长期性相结合、微观与宏观改革相结合，最后导致出现严重的经济危机；三是政治体制改革从失控到迷失方向，使苏共失去了领导地位。在戈尔巴乔夫时期，就经济体制改革而言，只是到了1990年7月的苏共第二十八大，经过激烈争论才肯定了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改革总方向。但在制订向市场经济过渡纲领过程中，亦是政治斗争白热化时期，一直到1991年底苏联剧变前，经济改革实际上已处于停顿状态。至于政治体制改革，也是在苏共二十八大才作为党的正式文件提出了“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纲领，但在各派政治势力忙于争权夺利的情况下，“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纲领，没有明确的具体政策，就是有的话也来不及去实施它。

我们从改革斯大林模式这一角度，简要地阐述了战后苏联各历史时期体制模式变化情况，可以得出的一个基本结论是：苏联在剧变前基本上保持的仍是已经失去动力机制的斯大林模式。正是这种模式在整体上已成为苏联社会经济发展的障碍，也成为最后导致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所以，很多学者指出，20世纪苏联东欧国家的剧变，是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失败。这决不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失败了，没有前途了。正如中国社科院前院长胡绳同志讲的：“苏东社会主义的崩溃不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原则的失败，而只是社会主义的一种特定模式即斯大林模式的失败。”[17](p275)



五、斯大林模式是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



通过对斯大林模式的基本内容，主要特点与长期僵化不变等问题的简要分析，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结论：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是斯大林模式，即制度因素。因为这种模式不仅丧失了推进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而且成了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阻力。斯大林模式的弊端带有制度性与根本性的特点。它走进了死胡同。正如普京讲的：“苏维埃政权没有使国家繁荣，社会昌盛，人民自由。用意识形态的方式搞经济导致我国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无论承认这一点有多么痛苦，但是我们将近70年都在一条死胡同里发展，这条道路偏离了人类文明的康庄大道。”[18](p5)斯大林模式的问题与矛盾日积月累，最后积重难返，使危机总爆发，苏联东欧各国人民对其丧失了信任。换言之，当这些国家人民看到世界发展的现实情况，发现自己的国家大大落后了，除了生出屈辱感外，人们要继续前进，振兴自己的国家，那就只好抛弃斯大林模式，寻觅另一种社会发展道路。也正是这个原因，苏联东欧各国在发生剧变后，无一例外地都宣布彻底与斯大林模式决裂，朝着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方向转轨。

人们抛弃斯大林模式的同时，也抛弃了原来作为执政党与国家领导核心力量的***，这是因为，斯大林模式条件下的苏共不思自身变革，不能与时俱进，思想理论僵化，因此，它既不能成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也不是先进文化的代表，社会经济的发展亦难以体现人民的根本利益。这里也回答了有人提出的令人深思的出现以下情况的原因：“一个有着将近2000万党员的大党，就这样在执政74年之后丢掉了执政地位，整个党也随之溃散。迄今为止，无论是在中央还是地方的历史档案中，人们都没有发现在敌对势力取缔***时遇到来自党的各级组织进行抵抗的记载，没有发现***员们有组织地集合起来为保卫自己的区委、市委或州委而举行任何大规模抗议活动的记载，也没有发现人民群众为支持、声援苏共而采取任何有组织的记载。”笔者在苏联剧变前后，用了半年时间考察其体制转轨，期间看到了以下情景：在叶利钦宣布禁止苏共活动令后，当苏共中央办公大楼的工作人员收拾好自己的东西从这里撤走时，道路两边的群众对他们发出的是一片嘘声，看了真让人心酸。执政70多年的苏共竟然落到这个地步！

有关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问题，一直存在不同的看法。有些论著在分析苏联剧变根本原因时，引了邓小平同志1992年著名的南方讲话，即“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内部”。这无疑是个重要的科学结论，我们党应该遵循这一教导，加强党的自身建设，提高党的执政能力，领导全国人民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但要指出的是，邓小平同志上述看法，应该从制度层面去分析，而不能把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主要归咎于赫鲁晓夫特别是戈尔巴乔夫这个社会主义“叛徒”个别人的问题。我认为，这种分析问题的方法与得出的结论是值得商榷的：第一，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是，社会变迁的原因应该从社会经济与政治制度中去寻找。苏联根本原因亦应从制度中去找，而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某些领袖人物。早在1980年，小平同志在总结社会主义历史经验、特别是“***”的沉痛教训时就指出，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像***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很大的不幸。”小平同志还说：“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的十年浩劫。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接着小平同志讲，“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要看到制度问题具有根本性意义[19](p333)。我们党的第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第四部分，专门论术了加强制度建设问题，明确指出：“制度是社会公平正义的根本保证。”第二，党的问题本身就是政治制度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必须把苏共的问题放到斯大林模式中去考察，否则就难解释这样一个问题：苏共长期存在的种种严重弊端，是在什么条件下产生的？这些严重弊端产生后，缘何长期得不到纠正并且不断发展？十分清楚，这都与斯大林模式密切相关。就是说，苏共出现的种种严重问题既是在高度集权、后来发展为专制主义的体制条件下产生的，产生后又有这种体制保证这些严重弊端的长期存在并发展。这也是小平同志反复强调制度问题具有根本性意义的原因。

在这里，有必要对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与苏联剧变的关系提出看法。戈尔巴乔夫是个改革失败者，并且在后期迷失了改革方向，加速了苏联剧变的进程，是苏联剧变现实的和直接的原因。但应看到，正如我们在前面谈到的，苏联剧变有其十分深刻的制度因素。正如有些学者指出的：“如仅仅停留在戈尔巴乔夫改革错误这一直接原因去分析苏联剧变，只能是一种浅层次的认识”，因为“从历史的角度看，任何一件大事的发生总有它的基础和导因，这种基础因素是决定性的，是历史发展中带有必然性质的东西，由于它们的存在，导致事物在一段时期内的结束”。因此，在指出戈尔巴乔夫在苏联剧变问题上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的同时，应该看到，“这种责任只能是直接意义和浅层次上的，是表面性的，属于导因性质，它诱发了社会内部长期以来的根本矛盾，离开这些根本矛盾，戈尔巴乔夫的作用便无法去理解，也不可能存在。”[20]就是说，不要因为苏联剧变发生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而忽略了斯大林模式在苏联历史上长期积累下来的问题，忽略引起质变的诱因，忽略量变背后更为重要的起决定性作用的制度因素。

有人认为从制度层面分析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的观点与方法是错误的。不知错在那里，误在何处？有人还批评说，不能“将20世纪90年代发生的苏联解体之罪过推到已经去世达几十年之久的斯大林身上。”这里首先要指出的是，我们没有把责任推到斯大林个人身上，而一再强调的是斯大林体制模式，即制度问题。其次，斯大林逝世几十年了，但其执政时期形成的体制模式，一直到苏联剧变前没能发生根本性变化。所以，把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归结为斯大林模式是十分合乎逻辑的，根本不存在把苏联剧变的罪过向“斯大林身上一推了之”的问题。



六、“以苏为鉴”，深化改革，走自己的路



据薄一波回忆，***在1955年底提出了“以苏为鉴”的问题。这说明，在赫鲁晓夫“揭盖子”之前，***已觉察到斯大林模式的弊端并试图纠正。此后，***就以极大的注意力去关注如何革除斯大林模式弊端，建立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模式[21]。赫鲁晓夫反对斯大林个人迷信的报告传出后不久，***曾对胡乔木说：“苏联揭露的斯大林统治，其黑暗不亚于历史上最专制暴虐的统治。”他还表示，中国应该走出一条比苏联更好的道路。1973年3月，《论十大关系》收入《***选集》第五卷时，其中涉及以苏为鉴和批评斯大林的论述，都没有收入。根据薄一波的回忆录所记，略举如下：

“斯大林不知道怎么想的，抓到一个杀一个，结果犯了大错误。其实，托洛茨基可以不赶走的，季诺维也夫可以不杀的。至少可以让他们当个政协委员吧！

斯大林说反革命越搞越多，这个道理是不对的，反革命是越搞越少，不是越搞越多。” [22]

胡绳同志认为，***在1956年前后提出了“以苏为鉴”，“但并不认为斯大林模式的总体框架有什么问题，因此，***开始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时，基本上还是在斯大林模式的总体框架中起步的，没有跳出或突破这个框架。”[21]正是这个原因，***后来把斯大林模式出现的错误在中国基本上实践了一遍。在总结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历史特别是***的教训的基础上，借鉴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教训，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提出：“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进行根本性的改革。

邓小平同志讲：“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之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 [23](p370)，“只有对这些弊端进行有计划、有步骤而又坚决彻底的改革，人民才会信任我们的领导，才会信任党和社会主义”[19](p333)。

应该说，中国的改革任务还远未完成，改革有待深化，不能动摇。2006年3月6日，***总书记在参加“两会”上海代表团讨论时强调：“要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说到底要靠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要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进一步坚定改革的决心和信心。”***总理在“两会”的记者招待会强调指出：要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尽管有困难，但不能停顿，倒退没有出路。

值此中国有关改革第三次大争论之际，在对斯大林模式深入研究基础上做出符合史实的总结，可以使人们进一步认识到通过深化改革革除斯大林模式弊端的必要性。正如胡绳同志地总结苏联剧变的教训时指出的：“20世纪的历史经验，并不证明社会主义制度已经灭亡，但的确证明社会主义制度必须改革。在20世纪大部分时间通行的社会主义模式并不是唯一可能的模式，随着世纪的更替，新的模式正在促成社会主义的更生。”[21]如果不能深刻地揭示斯大林模式的问题，对作为斯大林模式主要内容的高度集权乃至专制主义缺乏实质性地认识，而仅仅说斯大林作风“不够民主”，甚至还认为斯大林执政的30年“是苏联***和苏维埃国家历史进程中一个欣欣向荣、蓬勃发展的时期”。要真是这样，提出“以苏为鉴”也就没有意义了，也就不必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了。说斯大林执政的30年是欣欣向荣、蓬勃发展的30年，这个结论值得商榷。事实是，从政治上讲，这30年斯大林没有停止大清洗、大镇压，制造了数不胜数冤假错案，从而造成人人自危的政治局面。就经济来说，斯大林时期大规模的饥荒就发生两次，一次是30年农业代集体化进期，一次是二战后，每次饥荒饿死的人数以数百万计。1950年苏联谷物总产量为6480万吨，1913年沙俄时期为7250万吨，同期，内类分别为490万吨与500万吨，人均谷物为447公斤与540公斤，畜产品为27公斤与31公斤。到斯大林逝世的1953年，牛、马、绵羊的头数仍未达到集体化前的水平，粮食产量甚至还低于1913年的水平。斯大林作为苏联高领导人，只有1928年到西伯利亚农村去过，目的是以强迫手段征收农民存粮，后来的20多年间再也没有去过农村。这能搞好作为国民经济基础的农业吗？由于超高速的工业化、长期片面发展重工业，使经济结构严重畸形，严重制约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我们现在所坚持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的总方针、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人为本和科学发展观、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念，等等，这些意义巨大的创新性成果都是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斯大林模式划清界限的显著标志。我深信，只要我们以邓小平的新社会主义观为标准，坚持马克思主义强调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把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的核心理论如富裕、民主、自由、人道、公正、文明、和谐等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那么，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的和谐社会一定能够顺利实现。中国向国际社会展现的将是一个不同于斯大林模式的、对世界具有吸引力的、“够格的”社会主义形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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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胡绳全书》第3卷（上）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18]《普京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

[19]《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20]《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1992年第1期。

[21]《中共党史研究》，2004年第1期。

[22]《党史博采》，2007年第3期。

[23]《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